“这一辈子,我很幸福!” 《原来我是中国人——新中国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者口述史》缘起

现在,《原来我是中国人——新中国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者口述史》已经开始实施,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员,本项目学术支持、主创之一的伍琼华老师,特地讲述了《原来我是中国人——新中国云南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工作者口述史》的前言故事—— 以史为鉴。只有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才会尊敬来之不易的一切,而不是以理所当然的心态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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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口述史研究》筹备期间,伍琼华老师(右)采访基诺族基层妇女工作者沙麦(左)

“ 这一辈子,我很幸福!”

一饮一琢,皆有前因。

2004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编写《云南民族工作大事记:1949——2007》。当时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我被抽调到编写组,负责1979——1985年段的资料收集和大事条目的写作。期间,在云南省档案馆接触到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部分老民族工作者给予了宝贵的指导。2007年底,大事记定稿交付。

但是,工作过程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人物与故事,却引起了我期望做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过程里,当时的民族政策在多民族的边疆地区,是如何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少数民族妇女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历程?那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样貌是什么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认同建设,一定有着更多有血有肉的故事。

2008年夏,《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口述史研究》文档初建。

之后因为忙于撰写《基础教育阶段:云南民族教育的发展变迁》一书,在档案馆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民族教育档案的查阅上。期间,借出差云南各个地方的余暇时间,通过当地政府部门寻找“有故事的老人”,断断续续的对老一辈少数民族妇女工作者开展口述史访谈。这些老人里有少数民族妇女干部、有在云南工作的民族工作者,主要是云南第一、第二民族工作队员。

2013年,在我的两个研究生铁艺和李浩的协助下,云南省妇联移交到云南省档案馆的资料查阅与分类整理初步完毕,按照档案移交的规律,资料查询时间截止到2010年。因为经费的限制、寻找合适访谈人和其他工作的原因,口述史访谈只能断断续续进行。

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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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玉兰奶奶在向伍琼华老师讲述老照片的故事.jpg

图片 | 伍琼华老师《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工作口述史研究》筹备期间,采访当年的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刀素珍(上)和苏玉兰(下)。

这个执念的固着,来自于德宏王子树的一个景颇族女孩,当年被“山官家楼上住的汉人唱的一首歌所吸引,当他们下山的时候我和我的姨妈就跟着走了……那首歌叫《南泥湾》”。我想知道,作为民族工作队的工作方法之一的音乐舞蹈对于打破民族戒备心理、拉近民族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我着迷于这样的魅力。

比她大几岁的的姨妈从不识一个汉字、最后成长为一个云南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她最早的工作经历,是从“开始学习‘中国’、‘我是中国人’,因为那时我们只知道陇川,连陇川是属于云南管的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中国’、‘我们是中国人’这样的概念’。 ” 这让我感叹新中国走到现在真不易,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认同,原来是无数先烈、先辈无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感动于这样一个历程的艰辛。

这个执念的固着,来自于一个当年15岁的姑娘。刚刚走出校门,她便跟着马帮来到了南糯山,创办了南糯山小学,在“男孩子读了书会眼瞎脚掰,女孩子读了书会生不出娃娃来”、“女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女人只能从靠近做饭的火塘的那边楼梯走,不可以走正门的楼梯”、“如果家里没了男人,寡妇就是寨子里地位最低下的人”的哈尼族社会里,她坚持“学生不会讲汉语,我不会讲哈尼话,我就学哈尼话,改变教学方式……最后多依寨的大头人告诉全寨的人“ 周老师来的时候,可以从只许男人走的楼梯上楼,她想从哪道楼梯上就从哪上……”。 “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是一个汉族,但是我把我最好的时候献给了南糯山,南糯山也认可了我。他们送给我全套哈尼族服饰还有包,这是哈尼族送给最尊贵的客人和朋友的礼仪啊。”这样一种精神,美如南糯山满山盛放的冬樱花,也如南糯山扒玛的千年古树茶,让我久久回甘。

这个执念的固着,来自于《摩雅傣》里那个倔强、美丽的傣族姑娘。“我妈妈被人家说成是琵琶鬼,一家人被撵出寨子……我就是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琵琶鬼?所以我一定要学医……党培养了我!我是西双版纳第一个少数民族儿科医生。当时还有一些地区,因为妇女生了双胞胎就被认为是‘生了鬼,要被撵出寨子去’,我就带人做宣传,破除这种落后的思想。再回西双版纳,那些双胞胎都会叫我‘高妈妈’。我退休的时候是高级职称,到现在,我还在给孩子们看病。”就是这样一个进步、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世界让我看到了美好。

这个执念的固着,还来自于当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云南民族学院、中央民大附中、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学生们的一句话“我们那时要靠走路、骑马、坐煤炭车才能到达学校”、“发的鞋舍不得穿,那时只有土司、山官家的公主小姐才有鞋子。我们就只有要进城的时候,才会洗洗脚,穿上一会,等开始出发了,又把鞋脱下来背着”。来自于一位留下来帮助建设当地的商业贸易体系的老民族工作队员的感慨“西双版纳的供销社建起来的时候只有几条肥皂卖,我要教负责点货的那些少数民族如何盘点、复核,教他们如何堆放货物才不会被蚂蚁吃,这些地方以前的房子都是拿竹子茅草盖的一些简单的房子,蚂蚁老鼠多。那时不要求赚钱,就要求会记账。贸易公司就是负责把物资送上山,把山上收购到的物资带回来。那时最需要的货就是盐巴和柴油了,要保证供应,不能脱销。”至此,我对杨菲所做的那首《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里所写的“白白的棉花送内地,那盐巴布匹送边疆……高高的山上那个走马帮,姑娘们穿上了花衣裳”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映呀……

“这一辈子,我很幸福!”这是一个访谈者对自己这一生的一个简略总结。我想把这句话背后那些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呈现给更多的人;我想借手中笔,表达对这些老一辈少数民族妇女工作者的敬意。

以史为鉴。只有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我们才会尊敬来之不易的一切,而不是以理所当然的心态对待。

因此,我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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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作者伍琼华老师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