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无疑是实地考察采录的音响资料。刚刚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2022年度）入选三个项目的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感同身受。特转发此文，旨在感受这种传统文化血脉的传递和精神的洗礼。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民音乐杂志 ，作者人民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被音乐界俗称“7000小时”。1997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力荐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将其申报当时还不为国人所知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世界的记忆”项目，并被顺利列入首批《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一项中国之最、世界之最。25年后，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7000小时”以更加充实、完整的类型和内容，通过数字平台的形式呈现在学界乃至公众面前，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一、何以“7000小时”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五十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①“世界的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给出了上述的入选理由。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无疑是实地考察采录的音响资料。说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个人和一个机构，那就是杨荫浏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50年5月，以杨荫浏、曹安和为代表的音乐学家开始对一些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采录。仅1950年一年，他们就先后采访了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天津曲艺艺人和北京盲艺人曲艺队、民间艺人华彦钧、苏南吹打、十番锣鼓以及昆曲鼓板等。其中的任何一项，在今天看来都是无法替代的宝贵学术资料。1954年3月，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成立，李元庆、杨荫浏任副所长（所长空缺）。他们立足于音乐实践，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胸怀、超前的学术眼光和理念，带领全所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对深藏于中国版图中的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为了采集资料，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现场采录在北京和各地方举办的汇演或观摩会，邀请民间艺人、乐队和地方剧团来所录音。1994年，为庆祝建所40周年，音乐研究所编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该书收录了12大类共28600首曲目，蔚为可观。实际上，这一庞大而全面的资料结构和框架、资料搜集的对象和途径乃至资料搜集的宏观策略，杨荫浏早在1942年至1944年《乐风》上连载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②一文中就曾有过清晰的阐述。他写道：“从横的方面说，中原及其他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的材料，也都是国乐范围以内应注意的事实……非但庙堂的雅乐是国乐，燕乐也是国乐；非但儒教所曾加以特殊崇拜的音乐是国乐，未受适当注意的佛道二教的音乐也是国乐；非但汉族的音乐是国乐，满蒙回藏以及苗夷瑶壮等族的音乐，也是国乐。”他提到，“我们的史料，却有许多，还散在民间，在奏唱者的乐器上、歌喉中，连书面的乐谱，都未曾有过。所以我们在国乐方面，现在与较近的将来，所不得不做的是搜罗、分析、比较、归纳等功夫。”杨荫浏深知，中国音乐史料的收集积累非一人所能完成，而需要合众之力。1940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民族音乐资料搜集整理的宏韬伟略：“民族音乐的园地太大；过去从任何方面出发的任何研究，实际都非常渺小。不早藉团结与合作，努力进行，难有及时适当的成就，园地中有的是材料，而这些材料需要多人同从伟大而合理的计划中出发，分头来将它们把握住了，随时加入一个整个的系统。”
十年后，我国尚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具备声音的存录条件，杨荫浏便开始了他的“计划”。随后，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成立和与李元庆同力协契，助力了杨荫浏“计划”的实施。建所之初，一切从头开始，杨荫浏和李元庆一致认为，应当先做调查研究，充分积累资料，摸清情况。当时进所的成员多毕业于音乐学院，为西洋音乐学习背景，难以安于做奠定基础的资料工作。为此，李元庆通过谈话沟通和邀请如吕骥等音乐专家来所作讲座等方式解决了他们的思想问题，使每一个人认识到实地考察和资料积累的重要性，热爱实地考察。③为了更好地收集、整理、研究民间音乐，杨荫浏、曹安和、关立人等为青年音乐工作者讲授民间音乐采集、访问提纲、记谱法、民族乐器指法、乐器绘图法、工尺谱、宫调和音韵学等。此讲义经整理，被编成《音乐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内部出版20号），至今依然是音乐实地考察实践的重要指导性资料。
从对单个乐种或曲种以及某个专题的细致考察，到对某地音乐的全面普查，从考察内容、方法、规范的制定，到资料整理与保存，再到调查研究与印制出版，杨荫浏和李元庆通过一系列由点及面的考察活动和学术实践，不断进行资料储备、人才培养、学术积累，逐步构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并初步建立起中国音乐学的学术体系。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此后被黄翔鹏誉为“中国音乐文化之火”的“7000小时”珍贵音响文献也随之形成。笔者在对音乐研究所当年亲历传统音乐考察的多位学者进行采访时看到，他们无一不提及当年全所进行传统音乐考察和资料搜集的热烈氛围，无一不感怀当年杨荫浏和李元庆所引领的学术道路，无一不感叹和骄傲于研究所的学术传统。④这是一份属于音乐研究所的记忆，一份属于中国音乐学的记忆，也是一份贡献给世界的人类音乐文化记忆。
二、何止“7000小时”
1996年，音乐研究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世界的记忆”项目申报表中有“管理计划”一项，其中第8条写道：“两家兄弟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收藏有丰富的戏曲录音资料，同样亟需保护。如果此项目被列入‘世界的记忆’项目，我们将与他们合作，并将其收藏作为保护计划的一部分。”⑤不知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巧合。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机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将原分属于各研究所资料室的全部资料和职能单独划分出来，与院资料馆合并，组建院图书馆（现艺术与文献馆），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也在合并名单中。这一决定在院属各研究所引起了不小的震荡，意味着多年收集整理的资料将与研究所割裂，资料的管理和使用方式也将彻底改变，许多研究人员深感骨肉分离般的切肤之痛，至今无法释怀。时隔多年，回首此前，这种割裂似乎无形中“实现”了当年的“计划”。
戏曲研究所（原称中国戏曲研究院）与音乐研究所同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三大前身之一。⑥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张庚，与杨荫浏有着十分相近的学术韬略，他在谈及戏曲学学科总体构架的五个层面时，将资料摆在首位，认为中国艺术（包括戏曲）要从头做起，从调查研究着手，从收集资料着手，凭资料进行研究，树立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⑦早在195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处音乐组和资料组对已收藏的唱片进行整理，编辑誊印《唱片目录分类编号》。自20世纪50年代初，其研究人员开始下基层，调查传统戏曲，观摩演出，发掘传统剧目，搜集戏曲文献文物等第一手资料，抄录艺人演出本。与音乐研究所一样，戏曲研究所研究人员也借助当时的各类戏曲汇演，搜集演出所用乐器、节目单、剧本，并进行现场录音、采访和记谱。经过多年的积累，其音响收藏亦规模可观。仅戏曲老唱片，数量就有近四万张，包括钻针、钢针，粗纹、密纹，横纹、纵纹，78、45、33½、16转速等不同类型，涉及一百三十多个剧种、七十多个曲种的九百多位戏曲曲艺演唱演奏家，其中年代最早者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建于1973年，其收藏亦不可小视，其中，仅磁带类音像藏品就涉及64个剧种，累计三千余小时，涵盖大量表演艺术家的代表剧目，此外还有音乐、舞蹈、话剧、曲艺等音像资料，其中多数已成绝版。
被整合以后的传统音乐录音，数量翻番，内容翻番，类型翻番，八万多张老唱片、两万多盘磁性录音带、一千多条钢丝录音带节目……原先“7000小时”录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其中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涉及的剧种、曲种几乎覆盖全国。这份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更加完整，这份留存至今的“世界的记忆”也愈为厚重，又何止7000小时！
三、审视与思考
70年的积累，70年的保护。随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观念和方式的变化发展，面对这份丰厚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回望它的来路，更需审视与思考它的当下。
（一）获取方式与价值
录音载体作为一种物质遗存，也承载着非物质文化的信息与内涵，记录着人与物、人与人的复杂社会关系。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搜集和保存自始至终以学术研究为目的，但获取方式并不相同，所涵盖资料的内涵和价值因此也不完全一致。总体上，这批录音档案的收集和获取方式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现场采录。根据采录环境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采录对象在原生文化空间中自然表演时现场采录。传统音乐实地考察即属此类。另一种是采访对象在原生文化空间以外的环境中表演时现场采录。例如，现场采录各类文艺汇演时，采访对象在演出场所表演；又如录音邀约，采录地点可能是采访对象或者采录者在外地的临时住处（如某饭店等），也可能是专门的录音场所（如录音棚）。
音乐研究所的传统音乐考察既有规划又有要求。每一位采访者在完成实地考察后，不但要向研究所交存包括实物、图片、录音等在内的所有采录资料，还需撰写提交一份完整的考察报告。每一份考察报告都会经过杨荫浏和李元庆的审核。考察报告的编写有相对固定的体例，对内容也有具体要求。除需详细记录乐种、唱腔曲牌曲目、乐器乐队等音乐本体内容外，还要阐释与采录对象相关的历史、地理、经济、风俗、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背景。⑧《苗族民歌》采访报告中在介绍歌唱苗族英雄张秀梅的歌曲时，首先介绍了张秀梅及其起义前后的历史背景，之后再对这类歌曲进行本体分析。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戏曲音乐调查的访问报告中，在归纳、整理、说明各剧种的唱腔曲调之前，详细叙述了每个剧种或曲种的历史发展。⑩传统音乐录音除具备音乐本体价值以外，还蕴含更深层的意义，“音响记录比书面记录具有更生动、更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录音中更直接地感受演唱演奏者表现在民间音乐中的生活情绪。任何细致的记谱和文字描写，也不可能完全表达出民间音乐原来演唱演奏的特质，录音则能较多地弥补这些不足”⑪。显然，这部分录音资料的背后，关联着更广、更深的信息，它与采录的图片、实物、记谱以及考察报告，共同重构和复原了传统音乐文化事项在其原生文化空间下的样态。
第二类是转录和收集出版物。音乐研究所、戏曲研究所曾对早年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国传统音乐、戏曲等相关节目内容进行了转录，其中有专题系列节目，也有珍贵访谈。此外，他们还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接收了大量音响出版物，老唱片是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与现场采录不同的是，这部分录音中，有的拓展了“7000小时”的传统音乐、戏曲的种类，有的丰富了曲目、曲调、演奏演唱方式等本体内容，有的则提供了重要人文信息。
综合来看，这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所记录的已不仅仅是音乐形态和音乐表现形式，还是当时人们音乐生活的写照和社会文化的侧影。
（二）漫长的保护之路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保护工作始于采集之初，并持续至今。在强烈的保护意识下，这批录音档案才得以保存至今。音乐研究所时期，从最早使用钢丝录音带采录，到开盘录音带采录、转录保存，到盒式录音带的采录、转录保存，再到DAT数字录音带的转录保存；艺术与文献馆时期，数字时代全面到来，由音响工程师、音响档案管理员和音乐研究所的民族音乐学家共同组成的专业团队，依照国际音响档案保护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著录和数字化转储，建立专门数据库，以离线、近线、在线的多重备份方式进行数据安全管理。⑫从模拟载体的转录，到模数转换的存储，每一个保护步骤都紧跟录音载体和录音技术的发展，记录和折射了一段生动的中国录音发展史。如何让每一种录音载体还放出最接近历史的声音，也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化保护的核心。
（三）数字化保护的困境与数字平台的共建
数字化保护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数据的规范、统一。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积累历时长，来源多，与戏曲研究所、资料馆的整合，使原本已十分庞杂的资料变得更加纷繁。记录信息不一致，记录方式不统一，记录字迹不清晰等等，任何微小的差异和看似不起眼的讹误都给数据的著录和数据库的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几代保护者以巨大的耐心、持久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建成目前国内收录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数量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珍贵度最高的专业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成“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面向全世界开放。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与一般音乐网站有本质区别。从资源来说，数字平台发布的全部是学术资料，甚至是第一手资料，这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建设的最初目的和目标所决定的；从类型来说，基于学术资料的基本属性，其类型或形式均不受限制，较为多样；从资源提供来说，依照档案的原始性基本属性和特点，数字平台提供最直接、最原始的历史记录，比如，保证音响的原始性甚至是采录时的背景噪声，保留报幕和采访者与采访对象的交谈，附有原始录音或转录记录单等。从内容到设计、从框架到功能，数字平台旨在竭力客观再现历史原貌，使这批珍贵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葆有历史的质感。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的建设开放，实现了“世界的记忆”项目《有关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指导原则》中关于遗产保护的三大目标⑬，更重要的是，让更多学者能够研究“有音乐的”传统音乐和音乐史，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听觉感官去直接感受真正的传统音乐，传承音乐传统。“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是一个开放性平台，每一位访问者除了享用资源外，还可以共同维护资源，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实现共建。它仿佛是一根传统音乐文化的纽带，每一次共享和共建都是一次传统文化血脉的传递和精神的洗礼。
如今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早已不止7000小时，但“7000小时”却已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广为人知的代名词和象征，它代表着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料建设理想，象征了由杨荫浏、李元庆构建并被代代相传、赓续未断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术传统。
注 释
①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权威编著，金琦、万洁译《世界的记忆》，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② 此文转载于《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15页。
③ 杨荫浏《耕耘民族音乐学的好园丁——忆元庆同志》，《人民音乐》1982年第4期，第36-38页。
④ 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微信公众号“世界的记忆”——专家谈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系列推文。
⑤ 译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撰写填报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项目申报书（英文版），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Memory of the World官网相关网页。
⑥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在20世纪50年代组建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基础上逐步合并扩充建立起来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始建于1951年。参见韩子勇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七十年（1951-2021）》，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⑦ 张庚《关于艺术研究的体系——在全国艺术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载《张庚文录》（第五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⑧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写《民间音乐采访手册》中规定了调查提纲的基本内容。
⑨ 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苗族民歌》，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
⑩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整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戏曲音乐调查研究队访问报告》（第一集到第五集，附集），油印资料第三十六号至第四十号、第四十五号，1954年。
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民间音乐采访手册》，1963年内部资料，第39-40页。
⑫参见邵晓洁《手捧“中国音乐文化之火”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光——写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首批〈世界记忆名录〉22年》，《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
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有关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指导原则》中关于遗产保护的三大目标：第一，利用最合适的数字技术手段对音响档案进行了数字化保护；第二，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提高了记忆遗产的可见度，使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能够平等利用这批音响资料；第三，数字平台通过互联网进行发布，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对这批音响遗产意义的认识。
*原文载于《人民音乐》2022年第9期
邵晓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排版 单奕翔）
- 浏览 3361 次